“我摔倒的话维度配资，妈妈会开心吗？”网红萌娃“瑶一瑶小肉包”被绊倒后困惑地发问。
在今年2月一则引起争议的视频中，拥有数千万粉丝的4岁小网红“瑶一瑶小肉包”被旁边的小男孩突然用脚绊倒，随即嚎啕大哭。“瑶一瑶小肉包”的母亲因此被网友质疑为博流量而摆拍。
如今的网络平台上，许多以“记录孩子生活”为名的萌娃账号悄然兴起。然而，在流量的驱动下，网红儿童的视频内容逐渐偏离正轨，“晒娃”与“啃娃”的界限日趋模糊。
今年1月，国家网信办起草的《网络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相关业务活动管理规定（草案稿）》强调，MCN机构不得利用“网红儿童”牟利，包装、炒作未成年人，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。
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，5月28日举办的南都数字经济治理论坛第18 期，聚焦“被流量裹挟的网红儿童”。多位来自法学、心理学、教育学界的专家，就“萌娃视频”爆红原因、“晒娃”与“啃娃”的界限、网络曝光给儿童带来的潜在风险等展开探讨。
“萌娃视频”为何爆红？
论坛上，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何丽援引研究资料介绍，18-23岁的年轻人占据了萌娃短视频观众的八成。此外，都市白领及银发族老年人群体也是萌娃视频的忠实观众。
何丽进一步解释，萌娃视频广受欢迎，这是人的本能维度配资，与进化心理学有关。圆脸、大眼、大头等特征，能够激发人类保护欲和亲密感。在现实压力之下，成人观众通过观看儿童的童真表现，还可以获得情绪疗愈。学生等观看群体可能还会对萌娃视频进行二次创作加以变现。
何丽认为，萌娃视频的流行，体现出育儿已从私领域转向公共展示领域，孩子的穿着打扮、才艺表演，成为家庭社会经济资本的象征。从现实角度看，部分女性在承担育儿任务、难以外出工作时，可能通过边带孩子边直播带货的方式维持经济收入。此外，母婴产品、早教机构、艺术培训机构等也推动了“晒娃”的商业化进程。
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何丽
徐珊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，她从观众的视角补充说，萌娃视频受欢迎，或许也是城市人群为了弥补自己的社交局限性。人们在缺乏现实社交的城市生活中，可以通过刷萌娃视频寻找情感共鸣，建立与同类网络社群的联系。
“晒娃”和“啃娃”的边界在哪？
如何区分 “晒娃”和“啃娃”？徐珊提出三项判断标准：
首先，看是否出于谋取经济利益的目的。如果只是“晒娃”，父母和孩子之间仍然是监护与被监护的关系；若是为了谋取经济效益，双方可能演变为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。这种情况下，二者在利益上存在冲突：监护者应以孩子的意愿为先，而雇佣关系中则更易出现剥削倾向。
其次维度配资，看是否尊重了儿童的真实意愿。通常情况下，孩子并非主动参与拍摄，而是被动配合。外界可以通过诸多细节观察父母是否给予孩子拒绝的权利：比如孩子累了是否可以休息？拍摄多次后表现出不耐烦是否可以拒绝继续？吃播中孩子吃饱后能否停止？
再次，看是否侵犯了儿童的权利。例如，是否暴露隐私、故意丑化孩子形象、影响学业、剥夺睡眠、压缩了从事其他兴趣爱好的时间等。
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徐珊
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认为，如果父母上传未成年人视频无营利目的、未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，则无大碍；但若有牟利目的，甚至安排剧本取悦网友，可能危害儿童身心健康。对于8岁以上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，父母更应征求其是否愿意出镜的意愿，而非强迫。
如何判断是否有牟利性质？郑宁提出，一是可以看出镜频率，设定每日、每周或每月出镜时长的标准，一旦超标，平台可以限制流量、提现或推荐；二是从内容上判断，若明显通过违法违规手段博眼球，偏离正常亲子记录范畴，需引起警惕；三是看是否有商业化迹象，若存在明显带货行为，应对账号重点审查，防止将未成年人变为“数字劳工”。
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
“晒娃的比较多，啃娃的实际是极少数现象。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提醒，虽然是家长拍摄，但视频能否爆火，平台的流量分发机制起了决定性作用。他认为平台必须对“啃娃”视频建立严格的推荐和曝光机制。
储朝晖还强调，“晒娃”和“啃娃”的判断核心应在于“自然表达”还是“人为操控”。父母在拍摄时，一方面要防止儿童因为传播受到侵害；另一方面，又要维护儿童正常的表达权利和自我实现的权利，让小孩通过媒介来传播自己的想法。但如果小孩自身用特别做作的方式来表达，也应得到规范。
储朝晖说，儿童是否被当作流量密码，背后牵涉到把儿童视为目的还是工具，主体还是客体的深层观念。
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
“网红儿童”聚光灯下的风险
媒介形式变化带来不同时代童星的差异。何丽指出，传统的童星更多被影视公司挖掘，有相对专业的团队来制作影视广告内容，曝光频率有周期性。而网红儿童则依赖社交媒体与算法推荐，日常生活几乎无时不被记录，如同现实版的《楚门的世界》。
虽然同样置身聚光灯下，传统的童星和当前网红儿童面临的压力源也有差异。何丽分析，行业淘汰、媒体舆论、狗仔队等，是过去的童星直面的考验；算法流量以及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暴力，则让如今的网红儿童承受压力。
何丽认为，儿童长期的网络曝光，会带来心理依恋、人格发育偏差、亲子关系异化三重风险。当孩子从小就习惯于通过点赞数感知自己的价值，会发展出对镜头的“数字依恋”，削弱了其在真实世界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。同时，儿童也可能发展出“表演型人格”，为了博得观众关注将情感工具化，使镜头前的人设与真实自我割裂。在亲子关系中，父母一旦转变为“经纪人”或“老板”，孩子便容易被工具化，甚至留下童年的心理创伤。
徐珊补充指出，相对低龄的孩子，其本能通常是配合和讨好家长，以获得父母的积极正向反馈。如果家长或MCN机构为了打造网红而引导孩子表演，这可能背离健康人格的发展方向。
“网红儿童是产业链上最弱势的人维度配资，当他受到一些剥夺侵害，哪怕只是有一些不适、不愿意配合，也无法和别人一样平等地发声。”徐珊说，聚光灯下承受的压力，尤其是评论区的互动留言，很容易引发孩子的偏差行为甚至极端行为，使其成为潜在的高风险人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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